自制奶油小方 @[email protected]

David Wengrow | Beyond kingdoms and empires
https://aeon.co/essays/an-archeological-revolution-transforms-our-image-of-human-freedoms
(方括号里是一些原文对照和注释，有些词句很难在翻译过程中保留全部意思or中文语序很难表达清晰，又或者有的专有名词还没有标准译法，有的涉及到相对专业的知识。文章中的文献引用链接在翻译里省略了，请参照原文。)

超越王国与帝国

I

当代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公元伊始，世界上有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口都居住在仅仅四个帝国里（我们都听说过罗马和汉朝，或许很少人知道帕提亚/安息[Parthians：位于中东西亚的土耳其伊朗一带]和贵霜[Kushans：位于中亚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一带]）。想一想吧，如果这是真的，那意味着绝大多数曾经存在过的人类从生到死都处于帝国的统治之下。这样的说法一点也不新颖。但对于那些赞同小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论断、认为历史应当不止于“一桩事件跟着另一桩的事件”简单叠加的人们来说，它们有了新的重要意义。

对于今天的有些学者而言，这个说法证明了帝国是人类组织生活的直观且自然的结构形态，甚至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政治工程[political projects]——一经发现，我们就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重复着它。他们说，即便假设过去时代的帝国之民“可以”出逃，那样做也是不明智的，而且反正大部分人都会更乐意选择待在帝国牢笼里的生活，而不是帝国以外的什么地方，比如山野沼泽、森林丘陵、或是广袤草原。这种思维由来已久，或许也部份因此而甚少被质疑。

18世纪末，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从古代作者如塔西陀[Tacitus：古罗马时代人，著有《历史/*Historiae*》和《编年史/*Annales*》]那里得到灵感，将（“衰亡”前的）罗马帝国描绘为囊括了“地球上最美好的地方、人类最文明的部分”，周围则环绕着一群蛮族，其自由不过是他们原始落后生活方式的附带产物。吉本笔下的蛮人是一个直脑筋的无所事事者：确实自由，但只住在分散的小屋里，穿着兽皮，或是跟着他的“可怕的畜群”。“他们的贫困保障了他们的自由”——吉本如此描写古代日耳曼人。

正是从这样的资料中，我们不单得出了我们那“帝国是文明的使女”的概念，还有今人对在帝国之前时间和之外空间的生活的想像：小规模、混乱、大部分都没什么生产效率——简而言之，“部落式”这个词目前所暗喻的一切。部落之于帝国（以及它们在学术界的摇旗呐喊者）基本上就是吉本那个时代的儿童之于成人——偶尔是可爱有趣的造物，但总体上是一个破坏性的力量，其命运注定要被管教[disciplined]、被用于正途、被治理[governed]，至少是在他们终于可以用类似方式治理自己之前。要么是这样，要么是被禁锢、被惩罚、如有必要的话被从历史的书页上清除出去。

实际上，像这样的想法和帝国本身一样古老。在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之前的古埃及和叙利亚统治者的外交书信中，他们喋喋不休地抱怨着被叫做ʿApiru的群体的破坏行为。研究古代近东的学者曾经把ʿApiru当作是希伯来人的早期代称，但现在认为它是一个统称[umbrella term]，几乎无差别地指代任何叛逃者、异见者、反抗者、难民——总之威胁到了埃及在迦南一带附属国的利益（就类似当今某些现代政客广为人知地用“恐怖分子”这个词作为一种修辞话术[rhetorical effect]）。

而在巴比伦，这些群体在没有被贴上具体部落或族群标签时会有各种各样的表述：“散居者”、“疯子们”、或者简单就是“敌人”。在公元前几个世纪，汉朝的使节们以类似的方式书写他们以南的热带沿海地区反叛统治的湿地居民。历史学家现在透过汉人的眼睛将这些广东和福建的古代居住者视为“百越”，据称他们剃发刺青、人牲献祭夷神。我们读到，百越在几百年的抵抗和游击之后屈服了。根据汉武帝的诏令，他们大部分被流放做苦工，土地被分给北方来的殖民定居者，其中包括许多退伍兵。

II

一直以来，帝国总在创造关于它们边境上部落生活的生动的血腥暴力图景[images]，又以一种不同的、大家长的面目将暴力置于它们自己的政治工程核心。在这种方式下，我们让自己相信这些之间有某种深层关联，暴力[violence]与支配[domination]是“文明”[civilisation]的必要基石，或者是罗马衰亡后的欧洲通过坚决打破古代的帝国循环并筑就一条通往自由繁荣的奇径达成了某种无双成就——甚至是超越自然规律的、全球范围内的独一无二。这种思维方式一旦嵌入了我们对世界的想像[imaginations]，就如附骨之疽难以去除。即使是以实证为基础的学科里经验丰富的学者也可能会基于极不可靠的信源去推广这种言论。

按照斯坦福大学古典学与历史学教授Walter Scheidel的说法，本文开篇引用的人口数字“体现了一种特殊形态的国家——由强大的攫取型精英们拢合起来的庞大帝国结构[far-flung imperial structures held together by powerful extractive elites]——的某种竞争优势”。他在《The Great Leveller》一书(2017年)中告诉我们，这种形态“从数量上看被证明极为成功”。Scheidel继续上溯到最初的“国家的起源”，进一步宣称“三千五百多年前，当国家级政体只占据了地球上或许不超过1%的陆地（南极洲除外）的时候，它们已经拥有了我们这个种群多达半数的人口。”

毋庸置疑，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总会有在等级体系下最如鱼得水的人。正如艾蒂安·德·拉·波埃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著有《论自愿为奴/La servitude volontaire》]在16世纪就已经指出的，“自愿为奴”的由来[source]恐怕是所有政治问题中最重要的那一个。但又是从何而来的统计数据在支撑这些宏大的论断？这些数据可靠吗？如果大胆顺着那些脚注深入探寻，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人都在引用同一个来源：一本出版于1978年的《世界人口历史图集/Atlas of World Population History》；公允地说，Scheidel确实还提供了另一个出处：Joel Cohen的《How Many People Can the Earth Support?》(1995年)，但这本书里一张估算历史上人口数量的表格中前现代的所有数字又全都是来源于《世界人口历史图集》或是基于它的后续出版物。

鉴于这一点，今天任何初读《世界人口历史图集》的人都一定会大吃一惊。这是一本并不做作的大部头，也是一本在这个主题上已经很陈旧的书。其中包含了易读的世界不同地域人口图表，附带洗炼到有时近乎微言大义程度的短文。书里还有一篇关于“可信度”的附录，这样开头：“历史人口学家所做的假设以目前的技术水平还无法进行检验[testable]，因此谈论它们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可靠性没有什么意义[the idea of their being reliable in the statistician’s sense is out of the question]。”

稍后我将再次回到这个重要之处。

III

首先，谈论由攫取型精英[extractive elites]治理的国家的“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意味着什么值得深思。这最起码会引出一些关于某些特定形态社会的长期优点和可行性、以及其它社会的固有缺陷的疑问。人们认为，只有“胜者”可以去筑造能通往未来的道路。然而这些只是观点，并非统计数字。它们对那些会让人不安的问题一带而过，比如“有多少人受益于生活在帝国结构中？”或者“到底什么是能通往未来的道路？”试问，一位被奇里乞亚海盗[Cilician pirates：泛指地中海海盗]抓住并在古罗马时代提洛岛[Delos：位于希腊]奴隶市场上出售的少女，与另一位在科尔多凡[Kordofan：位于苏丹]南部的努巴山岭中自由生活的少女相比，谈何得到“优势”？提洛岛上每天被交易的奴隶据说有一万人次之多，而在罗马帝国早期奴隶的总数量可能介于六百万到一千万之间。凭什么把这些人算到“胜者”的那一边？

“从数量上”思考并不能真的让我们跳过这些问题，至少不该如此。疑问依旧存在。如果需要靠巨量的暴力、破坏、强徙来维持运转，那么古代帝国究竟在什么方面“成功”了？在今天来看，世界要是再来两千年的“强大的攫取型精英”治理很有可能会导致地球上大部分生命的毁灭。而许多专家认为如果我们简单继续现状，毁灭甚至会在那之前早很多就发生。站在那一刻回望——如果还能有人做到的话——那谁又会看起来是历史的“胜者”？历史会不会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了败者？会不会“适者”已经找好了出路，比如用某种方法将太阳系其它地方改造得宜居、在火星或者金星上建立酷似帕罗奥图[Palo Alto：位于硅谷中心，毗邻斯坦福大学，生活成本居于美国之首]或者甚至是麻省的殖民地？如果那里有学校（或者至少有TED talks），或许未来的人们会在回望过去后问：我们是否或许从那些已消逝的有着其它生活方式的文化群落[traditions]中学到了什么。假如没有后备星球[Planet B]呢？又或许，到那个时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因为“过去”本身已经被自动化了。我们将会有基于算法和数据库的“历史机器”来取代历史学者：更多事实存档在案——这些机器由官僚主义对曾经被亲切称为“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也有人性的意思]”之物发起的终极攻击下的幸存者设计[注：这里可能有点不好理解。bureaucracy迷恋文书档案这些所谓的facts，而且视机械的规则高于一切(当然包括人/人性)，"more facts on file"和"designed by survivors"就是隐晦的嘲讽了噗]。

让我们回到《世界人口历史图集》中的数字上。该书给出了四千六百万罗马臣民和五千万汉朝臣民的估计值。我们暂且认为这个数字没什么问题。照说，再加上同时代的其它帝国的数字，总共就是“当时活着的所有人口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引用Scheidel的原话）。但关于古代世界里剩下所有那些强大的攫取型精英鞭长莫及的地方，《地图集》又告诉了我们什么？那些地方真的如此空旷吗？

要保证历史论断的质量，其中一个方法是使用严谨并且最新的资料。在社会科学方面，将重要的论述建立在1978年的资料上多少有些太落伍了（我们正在探讨的这本《地图集》出版时我才六岁）。如此重要的课题肯定是持续研究的对象，不是吗？在过去的四十五年里，学者们对古罗马帝国和古中国人口学的认知或许没有那么大的改变，毕竟它们被正经研究已经有几十上百年了。然而我们无法说关于世界其它地方的知识没有相应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进步。在我自己所属的考古领域尤为如此。

过去几十年来，一度在地图上被空置、或是作为“一潭没有变化的旧石器时代死水”被忽略（正如我们1978年的《地图集》对澳大利亚原住民地区[Aboriginal Australia]的评述）的地理区域涌现出了大量的新数据。考古学在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得益于定居考古学[settlement archaeology]和调查[survey：特指考古学上寻找新遗址和搜集区域信息的活动，通常覆盖面积较大，不同于更精细的发掘/excavation]方法的突飞猛进。在过去从没有人怀疑过地方，这些新技术揭示出不止一处延续了几百甚至上千年的完整城市生活群落[traditions of urban life]。它们全都在过去五千年的范围内，但能被确凿可信地认定与官僚等级制王国和帝国兴起相关的少到让人惊讶。

在《地图集》出版后的岁月里，在Middle Niger[位于非洲马里/Mali地区]的内陆三角洲工作的考古学家发现了指向一个繁荣的城市文明的证据，但没有迹象显示存在统治[rulership]或中央集权[central authority]。它主要位于Jenne-jeno[目前是一个UNESCO世界遗址]，比迦纳帝国[Ghana]、马里帝国[Mali]、桑海帝国[Songhai]早几个世纪。中国也在帝国之前有很长的城市[cities]历史，从黄河下游到山西的汾河谷，还有江苏浙江一带的“良渚文化”。同样如此的还有秘鲁的沿海地区，考古学家发现了比印加帝国早四千年的巨大定居群落，这些聚居地有着下沉式露天广场[plaza]和大型平台[platform]。在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前，位于黑海以北的草原上——曾被古希腊的作者们描绘为“野蛮人的草原”、彪悍游牧者的地盘——考古工作产出了关于一个在希罗多德之前三千多年的失落的城市文化群落的详细证据，包括不同的遗址，比如Nebelivka。

正如大卫·格雷柏[David Graeber]和我在《万物黎明/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2021年)一书中的观察，我们对这样的地域及其深厚历史的了解认知在近几十年里指数型增长着。那么，为什么要如此仓惶地退缩回1978年的知识水平、错过所有这些新信息？接下来我们将更清楚了解到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以及事情会不靠谱到什么程度。然而首先，关于可信度还有一些值得说的地方。实际上，《世界人口历史图集》的作者Colin McEvedy和Richard Jones对于他们数据的质量坦率到近乎可爱：“我们不会试图掩盖自己对更早时代基于假设的处理方式……我们没有凭空捏造数字。呃，没有经常这么干[we haven’t just pulled the figures out of the sky. Well, not often]。”他们自己对于其中一些数字的暂时性和假设性的承认态度很有意思——鉴于Scheidel可不是唯一将极为宏大的论断建立在这个过时的孤证上的人。

IV

去年，耶鲁大学的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Timothy Guinnane决定对《地图集》吹哨。

在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剑桥大学经济史协会旗下的刊物，创刊于1941年，是经济史领域中的顶尖刊物之一]上的文章中，Guinnane评估了《地图集》的学术价值。他称它“不可靠”——比一本充斥着僵尸统计数据的百科全书好不了多少。Guinnane指出《地图集》犯的大错在于有时没有任何明显证据支撑就甩出一个人口数量估算，或者完全没有写明某个特定资料如何被转化为可用的统计数字。他建议历史学家们应当停止使用它，因为基于《地图集》的全球史论述只会像一块典型放久了的瑞士奶酪[Swiss cheese：上面很多洞的一种奶酪]：大部分地方空缺，而有东西的地方则不准。他提到，该书的作者们对于自己著作里的欠缺之处和人口图表的猜测属性经常比还在使用他们数据的那些学者们更诚恳。

在最近的一个Long Now Foundation访谈中，Guinnane解释了他是如何在看到一个又一个学者“引用这种类型的数据”后有了写那篇文章的念头。他一次又一次地读到对我们关于世界历史、包括人类使用土地的长期历史和环境变化的认知理解有着重大影响的统计数据，于是顺理成章想知道这些人口数字从何而来；就好像我们会问：怎么能凭空就说在公元伊始地球上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帝国的统治之下。我们为什么会那样想？用Guinnane自己的话说，探寻的结果令他“惊呆了”——他的调查经历显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数据”。于是，他的期刊论文标题是：“我们并不知道过去两千年内世界上每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更何况是过去五千年）。

在不久的将来，有智慧的历史学家或许会迷惑不解：为何像《地图集》这样让人叹气的资料在出版了半个世纪后变成了一个没救的人口学研究的唯一根据。为何我们基于如此不坚实的基础就将一些想法灌输进了自己的脑袋，比如生活在统治者对臣民们任意施行权力的社会里是再自然不过了[there is something natural about living in societies where rulers exercise arbitrary authority over subjects]？或者是异见者很可能要面临酷刑、囚禁、流放甚至死亡的社会，又或者是除此以外仅有的选项就是类似吉本笔下古日耳曼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但同时贫穷、无知、全方位的匮乏。

Guinnane点名了还在以不同方式使用着《地图集》的著名经济史学者们。但正如他所正确强调的，指责不应该停留在学者个体身上。他同样正确地指出，只要有名望的学术书籍和期刊出版社还继续接受基于这种资料的稿件，我们就不会看到多少进步：“估算数字的质量不会有所改善，除非我们对于好数据的关切达到了停止盲目使用旧数据的程度。”我认为，考古学在此举足轻重。

V

让我们以亚马逊雨林为例。它覆盖了超过六百万平方公里，在被欧洲人征服前的历史上没有过帝国。《地图集》将它定性为又一潭人口死水，零星分布着非定居的采集者，其生活方式（按照作者们的揣测）完全无法支撑密集人口。在今天看来还是如此吗？

并非如此。在过去的十年里，使用机载激光系统[airborne lasers]去窥探到森林的树冠之下，考古学家们忙碌地彻底改写着这个画面。曾拒绝地面调查[terrestrial survey]的热带地貌正吐露出自己的秘密。在过去地图的空白之处，我们现在能看到高度开垦过的地貌以及大型基础设施，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几个世纪。道路网、露台、仪式性建筑、经过规划的住宅区、以达到几何精度形状分布的区域聚落系统[regional settlement systems ordered into patterns of geometrical precision]，都能在亚马逊地区的各处找到，从巴西到玻利维亚，远至安第斯山脉的东麓。在亚马逊地区的某些部分，森林本身被发现是过去人类与土地互动的产物。随着时间，这种互动产生了被称为terra preta de índio（“印第安人的黑色土壤”）的肥沃的“人为[anthropogenic]”土壤，其丰饶程度远远超过一般的热带泥土。科学家现在相信整个亚马逊地区还有一万到两万个大型遗址待发现。类似的惊人发现也在东南亚出现了，以及我们可以合理预期非洲大陆的森林覆盖地区也是如此。

当然，同样的手段方式也在改变着我们对热带那些确实见证过大王国乃至帝国兴衰地区的认知图景。考古学家目前相信，在公元500年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人生活在尤卡坦半岛[Yucatán：位于墨西哥东部]低地和危地马拉北部的玛雅。与之相比，《地图集》对同时代的整个墨西哥只给出了两百万人口的总数，其中还包括墨西哥高原[Altiplano]的原住民城市（我们现在知道其中至少有一些并非以帝国甚至王国的形式组织，而是高度自治共和[fiercely autonomous republics]，比西班牙人入侵还要早很久）。

我们很容易在《地图集》这样作品的鼓励下把古代历史想像为王国和帝国的棋盘。但这也是非常误导的。在玛雅低地和东南亚的古代政体们有着不严密[porous：也有可渗漏的意思]的边界，持续变化，并且可以有争议。权威从中央向外随着距离衰减。战争与进贡大部分是季节性的事务，之后强权就退缩回首都的城墙内。正如考古学家Monica Smith所指出，只有最天真的历史学家会以为帝国纪念碑上篆刻的壮语豪言是在地面上发生的政治现实的如实写照。古代统治者们当然乐于将自己展现为“四方之王”，“已知世界之主”，诸如此类。然而当今随便哪个小独裁者或政治寡头所享受的那种监控力，也是超乎任何古代世界帝王想像的。

在世界范围内，我们正见证着一场对古代人口认知的革命。无视它，在当下就是沉溺于一种近乎残忍的学术恶作剧[intellectural prank]，让对原住民人口的种族灭绝——过去五百年里全球性对自由的背叛[planetary revolt against freedom]的直接后果——被自然化[naturalised]为从来无人存在。我们也不能自以为要理解我们现代世界的未来可能性，只有那些关于帝国的才是值得讲述的“大”故事。

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并非仅由古罗马的提比略[Tiberius：古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或者汉武帝那样的人创造。直到非常晚的最近，在我们星球上的大量地方存在着人类自由的空间。上百万的人们生活在那里。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因为他们没有把名字刻在石头上，但我们知道，曾有很多人过着可以期待比仅仅维持生存或是重复着别人的“国家起源”说辞更多的生活——在那样的生活里，人们可以离开，可以不服从，可以去尝试实验另外的过生活的方式[other notions of *how* to live]，甚至是去创造新形态的社会现实。

有些时候，不自由的人也做到了这些，然而要面对更多的艰难险阻。回到那时，有多少人比起非帝国的自由更倾向于帝国的控制？有多少人被给予了选择权？我们今天又有多少选择？似乎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至少现在还没有。而在将来，仅凭僵尸统计数据已无法阻止我们去提出这些问题。在地下埋藏着被遗忘的关于人类政治与价值的历史。地球的土层[soil mantle]，包括泥土本身，并不仅仅是我们种群的维生系统，还是一份刑侦法医档案[forensic archive]，包含了可以挑战关于不平等的起源、私有制、父权制、战争、城市生活、国家的过时叙述的宝贵证据——那些叙述直接产自帝国的经验，由那些可能会带来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为败者的未来的“胜者”书写。

以这种方式研究人类的过去并不是在寻找乌托邦，而是让我们可以更自由地去思考人类存在的各种真正可能性。没有了陈旧的理论假设和对过时数据的教条式解读，我们能否以全新的目光去看像“文明[civilisation]”这样词汇的确切含义？我们这个种群已经存在了大约三十万年。今天，我们站在断崖上，面前是一个被环境崩溃、民主遭受侵蚀、战争破坏力空前所定义的未来：一个新的帝国的时代，可能是一连串这种时代的最后一个，而我们所真正知道的是，这种时代或许只代表了人类经验中非常少的部分。

对于那些寻求改变的人，这种对人类自由范畴的不确定[uncertainty about the scope of human freedoms]或许本身就是一个解放的源泉，为其它的未来开辟了道路。

#并非如此

香油们如果有了解在日本做法律援助、熟悉移民法、刑法的律师，麻烦推荐一下靠谱律！朋友遇到了非常棘手的事情，我需要进行咨询，如果是华人律师能够直接和我交流最好…………😭 非常感谢你们！@board